俄上映索尔仁尼琴小说改编电视剧《第一圈》

俄上映索尔仁尼琴小说改编电视剧《第一圈》
常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前苏联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87岁高龄时，又一次处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中心。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写小说，而是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索尔仁尼琴1968年出版的小说《第一圈》由他本人受托亲自改编成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近日开始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映。这是一个发生在被拘禁的科学家中的关于阴谋和背叛的故事，是作家在前苏联一个疗养院秘密写作而成。他把一份书稿卷起来藏在香槟酒瓶子里，跟他交厚的病友们都能够读到。除了写剧本外，老作家还在片中担任画外音。
“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索尔仁尼琴夫人说。故事的主要情节发生在关押着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梅利诺劳动营，这些学者被迫成立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心，若做出有用于政府的发明就意味着获得自由，而失败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加严酷的劳动营里。在当局截取了一个从莫斯科的电话亭里打给美国大使馆的电话后，科学家们受命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制作一台声波纹分解器。
剧集制作精良，看来应会得到普遍认同，但一些评论家质疑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故事是否合时宜。有人建议说，情节里应该写入一位同在劳动营受苦的“寡头名人”，这明显指向前苏联石油大亨米哈伊尔·科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在西伯利亚劳动营服役过很长一段时间。
索尔仁尼琴是现存绝无仅有的来自俄苏旧时代的有世界级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第一个把古拉格的秘密揭露给西方世界而受到普遍尊敬。1945年，他因为在一封信里批评斯大林而被送进劳动营，在那里待了10年，随后被流放。1974年，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国后保持着政治批评本色，写了不少政论作品。去年6月，他公开指控俄罗斯政治现状，认为在普京政府的治下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他现在定居于莫斯科西北的一处高档住宅区，过着准隐居的生活。（薄阜前）
本报特约记者张俊翔报道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第一圈》拍摄的

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俄罗斯”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开播，年近九旬的索尔仁尼琴亲自出任编剧，并为全剧配诵了画外音。
　　《第一圈》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讲述斯大林当政后期在莫斯科市郊一所关押科学家的特殊监狱里发生的故事。这类监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像集中营一样被严密看守，另一方面它又为在押知识分子提供从事研究的基本条件。“第一圈”的说法源于但丁的《神曲》，意为九层地狱中最好的一层。在这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展现了超强的洞察力和精湛的写作技巧，把特殊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艰苦生活和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刻画得细致而深刻。
　　《第一圈》是迄今为止首部在俄罗斯被搬上荧屏的索尔仁尼琴作品，由著名导演格列布·潘菲洛夫执导。
　　潘菲洛夫坦言，对于他来说，《第一圈》的摄制并非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件。1974年，这位已凭《水火不容》蜚声影坛的年轻导演初次读到地下出版物《第一圈》时，即被该书内容深深震撼，30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拍摄它的机会。此次在完成电视剧的同时，潘菲洛夫还套拍了一部同名电影。
　　俄罗斯人民演员叶夫根尼·米罗诺夫在剧中饰演主人公格列布·涅尔仁。米罗诺夫表示，这个角色极富挑战性，主人公的故事几乎全是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了成功地塑造人物，米罗诺夫曾数次登门求教索尔仁尼琴。全剧共有90多个人物，当中云集了俄罗斯影视界众多的知名演员，如扮演斯大林的伊戈尔·克瓦沙和人民演员茵娜·丘里科娃等。
　　索尔仁尼琴的夫人纳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作家对这部电视剧表示满意，在观看12集样片的过程中曾多次激动得哽咽。而该剧剧本的编写和画外音的录制工作，对作家的身体是一次极大的考验，整个创作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精力。
本篇先谈谈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就是苏俄革命70年的缩影。如果说索氏因生活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而成为一位旷世罕见的文学巨匠而庆幸，倒不如说苦难的俄罗斯民族应因养育了这般伟大的儿子而倍感欣慰。这位在阿芙乐尔战舰的火炮催生下（1918年）来到这世上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悲苦命运折射出俄罗斯民族跌宕起伏的社会嬗变，在现代苏俄历史上，绝少有人能像索氏那样活出地火般炽烈的生命能量，他那极富戏剧性的生命轨迹，为我们洞悉现代苏俄社会的演变提供了最为鲜活的佐证。

　　索尔仁尼琴是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1941年他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专业毕业，继而又在莫斯科大学函授班攻读文学专业，毕业后任中学教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因作战勇敢两次立功受勋，并被擢升为炮兵大尉。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1945年早春，有人发现他在与同学的通信中非难斯大林，自此，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极权的斯大林体制不容他有丝毫的辩解便把他投进了监狱，8年刑满后，又被流放了3年，直到赫鲁晓夫当政后的1956年2月，他才得以平反昭雪，开始了职业的写作生涯。

　　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反映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孽，在赫鲁晓夫亲自圈定下在《新世界》杂志得以发表。这部中篇小说甫一问世，就在当时的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就此一举成名，揭露肃反运动的倒行逆施和残酷野蛮的文学作品也就此蔚成大观。然而，世事难料，1965年勃列日涅夫政权又开始对索氏的作品展开了围剿，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2月又被苏共中央剥夺了公民资格，驱逐出境，就此开始了30多年的流亡生涯。

　　索尔仁尼琴一生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癌病房》和《牛犊顶橡树》等四部长篇小说。这四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以他持之以恒的挑战者的姿态，以遒劲苍凉的笔触直击苦难的成因和人性的底蕴，以异数的文字和异教的生活观，在无以复加的孤苦、哀痛和郁悒中，灵魂却一直固守在审视的哨位上紧睁着明察秋毫的双眸，在自我反刍历史的过程中，以绝对个性化的思想，拒绝一切抽象的、外在的、表面的价值判断，而把苦难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作为历史的自我意识，对社会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

　　《古拉格群岛》是每一位热爱苏俄文学的读者都耳熟能详的巨著，今天再谈论它显然会有“炒冷饭”之嫌。本文仅就索氏赖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圈》展开述评，以图走进大师的精神属地，领略他是如何在绝境中给予特定时代以开创性的阐释，将苦难转换成一种最为丰饶的精神资源，给无数读者的那焦渴难当的心灵以巨大的浸润。

　　《第一圈》这个题目源自但丁的《神曲》。但丁在这部长诗中把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条件相对较好的一层。索尔仁尼琴借此隐喻四十年代末莫斯科郊区的玛尔菲诺监狱。

　　这里囚禁的大都是学理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局把全国各地劳改营的这类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到这里，让他们研究一些国家保密机关急需的装备。这里的待遇比劳改营要好一些，只要你俯首帖耳甘愿做当局的御用工具，你就可以读到相关的书籍，甚至还会得到相应的礼遇。但它毕竟还是监狱，还是国家的暴力机器。

　　索氏以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将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到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无比绝妙地把时代的疾患和个人的苦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种灵魂的碰撞、冲突、倾轧，让人性的高贵与卑贱有了最直观的展现。弥漫于作品中感时忧国的苍凉情怀和读书人自叹自伤的情调，直让人感到社会的肌理伤痕累累，尽管囿于意识形态色彩的着意强调，一定程度弱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那不顾一切的呐喊、困兽犹斗的情殇、经磨历劫的隐忍，让浸染其中的我们下意识地就会为自己说不出的苦难找到指示代词，无论是当下遭逢的，还是记忆中留存的，苦难就会非人工地耸起一块块路牌，植根于途经的路上，等待回眸，期冀参禅。

　　涅尔仁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他身上凝结着索氏的影子，也寄托着索氏的人文理想。涅尔仁少年时代就好学多思，表现出与通常的孩子迥异的志趣；随着大清洗灾变的降临，刚过而立之年的涅尔仁不明就里地由一名军官一夜间变成了人民公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跻身社会精英的梦想顷刻间化为泡影，在种种非人的境况下，思想的羽翼却卸掉了名利的辎重，在理性的天空俯瞰人间地狱，当他洞穿灾难背后蕴涵的社会因素之后，他发誓一定要接过真理的火种，与一切邪恶势力做殊死的抗争。监狱长（名分为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为了把他收进自己的研究室，从事电话窃听的语音辨析技术研究，他执意不从；万般无奈的所长找到涅尔仁大学期间的老师当说客，可涅尔仁却不无揶揄地向所长反诘道：“你是否能够仁慈地让我去当一名鞋匠？”他宁愿埋没自己的数理才能，也决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做助纣为虐的无耻勾当。当老师希望他不要意气用事，珍惜这难得的机遇，以争取当局的宽恕，此时的涅尔仁全然不念师生的旧情，怒不可遏地反唇相讥：“你应以相反的方式解释这件事！应该让他们首先承认，因为人们的思想而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是错误的——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宽恕他们！”

　　从涅尔仁身上，作者极力要证明的是，苦难能够毁灭英雄的理想，但永远无法征服英雄的信念。即便是身陷绝境，英雄们的思想锋芒也没有一刻偏离对黑暗势力的批判和对伟大人性的礼赞。曾经的横逆和无以规避的苦难，既不是成功者的奠基石，也不是失败者被淘汰出局的理由；苦难不是一个思想者保持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介质，而是这种保持与实现的内在动因。对苦难的体悟，不是为了某种个人情感的淘洗，而是在对历史真相的反复追询与质疑中，构建起今日的精神原则。坚信苦难的汪洋中，总会有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在它的烛照下，人们就能够洞见真理的端倪。

　　与涅尔仁一样，玛尔菲诺的许多难友和工作人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抗着当局的迫害，他们的信仰是用纯粹的理性和心底的良知凝聚而成的，为了尊严，他们在极限条件下同样固守着做人的信条，为自己赢得一份血性的同时，也在自己民族的碑石上镌刻下永世值得骄傲的铭文。

　　克拉拉是作者纵情讴歌的一位年轻女性，她身上凝结着俄罗斯艺术典型中女性形象最动人心魂的特质：善良而不失睿智，坚韧而不失温婉，典雅而不失平实。

　　克拉拉是检察官的女儿，但是，优裕的生活条件并没有让她失去体恤、关爱穷人的淳朴的爱心，当她看到同学从垃圾箱里捡起自己吃剩的三明治趁人不备急忙塞进嘴里时，她的心禁不住在痉挛，她为命运的不公而痛恨自己的奢侈，尤其是当她来到父亲分得的新居，看到那位惨遭当局迫害的知识女性正蓬头垢面地为他们拾掇富丽堂皇的豪宅，并且从监工的嘴里得知这幢豪宅就是囚犯们建造的，她的心再次被刺痛，她为自己的不劳而获而羞愧难当。大学毕业后，克拉拉被分配到玛尔菲诺监狱工作，从日常的接触中，她很快发现被当局囚禁的这些犯人，完全是被官方妖魔化了的善良正直的社会精英，从此，她极尽自己的所能，竭诚帮助困境中的囚徒，以天使般的爱心温润着遭逢劫难者那冷寂的心灵。

　　道义和良知终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摆脱浩劫的原因所在。苦难是无边的，可人的良知在这无边的苦难中从未泯灭，它犹如挪亚的方舟，载着饱受蹂躏的苦魂渡向彼岸。克拉拉的父亲无法理解女儿的作为，他们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已演化为浮士德与摩菲斯特之间的冲突，演化为约伯与撒旦之间的冲突，尽管胜负尚难预料，但这种壮美的对峙足以让我们感到生而为人是多么的荣耀。

　　英诺肯基是作者倾力塑造的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他是烈士的后代，检察官的女婿，他享有常人无法企及的优裕生活，甚至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他一如既往地可以纸醉金迷。就是这样一位养尊处优的社会宠儿，偶然的机会让他读到了早逝的母亲留下的日记和书信，让他觉悟到那些来自官方的说教和正统书籍的理论教条都是麻醉人们思想的精神鸦片，种种丧失社会公义的现象背后，必定潜藏着赖以运作的机制，在舅父阿韦尼尔的启发引导下，他开始大量阅读禁书，进而深入地思考，最终他向世人发出了这样的诘问：“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如果这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走上了与当局的倒行逆施相抗争的道路，最后被捕入狱。

　　我认为，在《第一圈》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中，英诺肯基的血肉最为丰满，他的成长历程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递嬗的合理性，揭示了苦难对人心的陶冶以及这种陶冶附丽而来的对道义与良知的回望。英诺肯基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面对极权统治者惨绝人寰的恐怖镇压，他内心充满矛盾和惶惑，唯其如此，我们才觉得真实可信；唯其如此，人物的感召力才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产生出倍加效应。

　　索罗格金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工程师，漫长的12年铁窗生涯没有改变他正直做人的品性。入狱前他与临产的妻子分别后，为了避免遭受株连，妻子只好谎称他已死去，12年的岁月里，抛妻别子，音信杳无，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孤寂中，他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科研中。但是，当他得知当局要把他研制的保密电话用以卑鄙的目的，便毫不犹豫地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冒着生命危险毁掉图纸。

　　清洁工斯皮里东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另一种典型，他没有多少文化，与这里关押的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他显然无法同他们在理论层面沟通。但这又是一位十分崇高善良的人，他勇于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所有处在危难中的人。他不停地劳作，以终日的沉默来表示对当局的轻蔑。尽管双眼近乎失明，可他对生活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尽管他知道，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他注定要在监狱中了却一生，可他却从未为此而感到沮丧，而是让生命的碳质充分燃烧，给这荒寒的人间带去些许的温暖。

　　《第一圈》中作者还为我们刻画了一批另一种意义上的被奴役者，这些苦难的制造者在迫害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身陷专制机器的役使之中，他们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只能懦弱地苟且偷生，人格的屈辱和尊严的沦丧，使他们身处极度的绝望之中，诚如哈维尔所说的那样：“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这种双重身份在玛尔菲诺监狱的书记、所长以及那位特派员身上都能找到印证。

　　

　　瑞典皇家文学院1970年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文学院常任秘书卡尔·基耶罗在颁奖辞中说道：“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提供了他题材，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由于当时苏联当局施以强大的政治压力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领奖，但他在致答辞中以无比激昂的语势，回答了一个作家所应具有怎样阔大的胸襟和社会抱负，他说：“作家绝不能用超脱的态度去对待世事，而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恶所结下的苦果。倘若这个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城市的柏油马路上进行屠杀，唾吐在作家脸上那变色的血污将永远擦拭不净；倘若某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在信任你的人们中，有人睡眼惺忪地上了绞刑架，那绳索的勒痕必然会在作家的双手留下印记。”

　　我说不好索氏的这段话是否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码字者都要奉为圭臬的忠告，但我认同，码字的人绝不能沉迷于小我的意绪里玩味风花雪月，花鸟鱼虫，离开了社会责任的担当，码字的人只能制造语言垃圾。

　　我不是说索氏的作品尽善尽美，就算不计他的《列宁在苏黎世》、《红轮》等小说曾如何遭人诟病，仅论他的《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第一圈》这些饮誉世界文坛的煌煌巨著，也同样有着令人扼腕的缺失，我认为，他的小说在结构上存有一种通病，在对劳改营的非人生活、囚犯痛苦的内心世界进行极其细腻刻画的过程中，时不时就会非常主观地穿插一些并不十分妥帖的评论、分析、考证和诠释，给人一种散落、冗繁、杂芜的感觉；在语言的锤炼上，索氏更欠功力，大量地运用俗语、俚语，甚至监狱里的黑话，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大为逊色；特别是思想上的偏执，导致读者在读他的作品时，往往不期然间就会感到是在读一种政治白皮书，那种绝对的善，绝对的公义，那些宗教戒律界定的人生观的是与非，给俗世的人们以非常牵强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缺失是神的粗疏，抑或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愚陋，我们没有资格横加指责。我认为，整个20世纪，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文学天幕上最为璀璨的一颗巨星，无论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还是法捷耶夫、萧洛霍夫，都无法与之相匹敌。我认为，在揭示人类社会的苦难本质、揭示处于倍受屈辱时刻的人的操守、揭示人性的尊严不可战胜等诸方面，无人能出索氏其右。只要我们能够想见索氏是在怎样一种极端的状态下进行写作的，只要我们能够憬悟到他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怎样地椎心泣血，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深重持久的苦难会给人的心智带来怎样的损耗，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在心底对索尔仁尼琴发出由衷地赞叹。

　　在索氏的代表作中，苦难是其基本的叙事法则，构成了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他把苦难视作民族精神的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伤，是其写作的根本意图。他鄙视一切意识形态整合而来的所谓“主旋律”，痛斥试图把苦难母题庸俗化的形式主义试验。1993年，当索氏被驱逐出境20年后，在准备回国的前夕，他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一番谈话，是那样的意味深长，发人警醒。他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他之所以强调国民要有悔罪意识，目的不是要清算个人的罪责，而是要全民族都能从过往的苦难中探究出导致苦难发生的根源，进而让全民族在理性的前提下从罪孽的符咒中得以解救。

　　索尔仁尼琴用血泪凝聚的文字告诉我们，人在良知面前应该有怎样的持守，在真理面前应该有怎样的执著，在苦难面前应该有怎样的超拔，这或许就是索尔仁尼琴书中最可珍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