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可以包括多种涵义，但通常主要是指社会居民的分层结构。社会结构，或曰居民的分层状况，是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主要是经济要素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又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积极的反作用。本文的意图可以说是阐述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第二个过程，即说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发生变更的社会结构怎样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当然这只是第二个过程的一部分，对经济和文化的反作用尚无力涉及)。还须说明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笔者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政治过程，或日本文乃是政治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因之不可能对“政治格局”做全面界定和描述，不过试图建立“社会”与“政治”的某种联系而已。

一　社会结构影响政治格局的基本脉络

　　应当说，俄罗斯学者在林林总总的文献中尚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供参考。社会学家总是单纯地描述社会分层的客观状况。因此，有必要一开始就交待出笔者的思路。

　　政治格局，照笔者的理解，大概其核心内容是权力格局。具体到实行了“三权分立”或民主议会制的俄罗斯来说，其权力格局中所包括的权力，广义地看大概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应包括“民众权力”和“舆论权力”。社会结构对政治格局的影响亦可主要地看作是社会的居民分层状况对诸权力实体的作用，具体一点说，那就是：业已形成的各居民阶层、各社会集团怎样以他们的利益要求、政治愿望乃至文化趣味并通过这些东西的表达来影响整个社会政治和权力体系的形成。在较多情况下，这种影响恐怕主要表现在作为国家权力形式的“三权”产生之前这个阶段上，即由民众和体现他们意志的各政党推举立法机构代表以及选举国家元首——总统的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又是决定各阶层民众政治选择的社会政治心理。这样，本文在叙述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俄罗斯社会结构中的哪些特点和要素可能影响到政治格局；更新了的社会结构通过怎样的途径给政治发展以影响；再具体一点说，阶层化了的社会政治意识怎样潜在地“左右”政治格局，各阶级阶层又怎样以政党组合为起点参与国家政治并“支配”政治格局；如此等等。

　　二 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变化了的社会结构是促进政治格局改变的能动要素，因此应先交待清楚：激进改革后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基本的变化。鉴于这方面的情况已在许多相关著述中有所涉及，故而在此仅做一简要的勾勒。

　　一个基本的看法是：起始于上世纪末的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使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社会结构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化，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本质是社会由“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多元，从而使“政治多元”获得了稳定的社会支持。

　　在这个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中，最初的征兆是居民收入差别的出现和扩大。由苏联时期的差别微小(3: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1 [1]，是使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分别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经济上的始基因素。差别走向极端，则是“两极分化”(俄罗斯人称为“极化”，即поляризяция)。最早的两极是：通过投机或使用权力暴富起来的人群以及在物价飞涨、卢布暴跌过程中受损害最深的人群。与收入差别出现和扩大同时发生的是收入手段的变更。居民的收入手段由单一地从国家方面领取工薪而变为多种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一些人开始拥有“资产”并以“资产”去获得更大的收入。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二个事实是：阶层和阶级的出现。从苏联时期承袭而来的俄罗斯社会，其最早的阶级概念是“穷人”和“富人”。激进改革伊始，大多数人受挫，少数人暴富，前者成为“穷人”，后者成为“富人”(“新俄罗斯人”)。逐渐地，又有人从“穷人”群体脱颖而出，通过“小本经营”获得了中等收入，从而跻身所谓的“中间阶级”。这样，俄罗斯的阶级概念就从“穷”与“富”的两极概念逐渐扩展为三个基本层次。虽然俄罗斯所有制改革的事实并未兑现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所预言的财产所有者的庞大规模，但几个阶段的私有化过后毕竟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新阶级”——“企业主”。而“企业主”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则成了“给俄罗斯未来带来希望”的“中间阶级”的主干。只是，“中间阶级”的另一个支脉——“专业技术和管理阶层”由于经济和生产的萎缩尚不够壮大。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三个事实是：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态势。

　　应该指出，俄罗斯目前社会的结构尚未形成稳定形态，仍是过渡性的。还应该指出，延续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并未造成社会结构健康化的条件，相反却给社会结构带来诸多病态特征。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使得目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状态不具备典型性，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套用某种模式。

　　目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可以认为是：

　　1．从总体看，更新了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形式尚不具备适应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性。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同，用几何图形表示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外形不是“菱形”而是“正三角形”。所谓菱形，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占人口总数的50％～70％，其余为大资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即是这种状况的表现。俄罗斯的中间阶级充其量仅占总人口的20％～30％，贫困人口则占40％以上，“塔尖”上的“新权贵阶层”只有6％～7％，这种“上头小，中间不大，下头最大”的结构显然是一种“正三角形”。

　　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是：激进改革虽然迅速改变了经济制度，却无法立即创造出形成健康化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在改革不成功和经济衰退的情势下。于是，少数人不是靠经济实力而是靠传统权力获得了国家财产，从而成为“寡头”；多数人在经济衰退的威逼下沦为“下层阶级”；而本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间阶级”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难以成长起来。

　　2．仍从总体看，这样的社会结构格局具有内部冲突性。理由是：其一，少数“权贵阶层”极易形成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新资产阶级的“亲权性”与政治权贵的“亲资性”(即向资本化的方向发展)或曰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资本与权力迅速合而为一集聚于为数不多的“上层”人物手中，从而形成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尖锐对立。不用说，通常站在现行制度和政策对立面的“下层阶级”中潜藏着社会反抗并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巨大能量；不景气的经济背景和严重的社会贫困问题又时时对这种能量的释放起催化剂的作用。而本应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起“润滑”作用的中间阶级鉴于其尚未充分发展且其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而难于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3．从社会结构的各层面看，尚缺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某些应有的特征并带有苏联时期的明显的承袭性。例如，鉴于目前俄罗斯的“上层阶级”本质上由旧权贵阶层转化而来，且在财产集聚方式上带有十足的投机性和攫取性，因而应当认为，其腐朽性大于其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尽管他们也被称作“精英”，实际上他们的素质正如俄学者所描写的——官僚习气浓厚，缺乏职业文化，媚上，低效率，无视公众需求，等等。

　　4．仍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层面看，鉴于俄罗斯处于社会转型期，又鉴于社会结构的更新受累于经济变革的失误与迟缓，俄罗斯目前社会居民的分层还常常呈现出一种模糊状态。特别是“中间阶级”。毋论其数量，仅从质量看，也与当今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例如，小企业主中约有2／3的人尚处于“一边经营一边打工”的境地，即是说，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资本家”。另外，本应称作“新中间阶级”的知识阶层，其相当一部分也不具有中间阶级的应有特征，例如，按职业特征和受教育水平说，一些人应属于中间阶级，但按经济收入说，他们不够“中等收入”水平甚至与“下层阶级”同属。一说为，由于贫困原因，约有250万～300万知识分子已经不属于中间阶级的范畴，即是明证[2]。俄罗斯更新了的社会结构轮廓大致就像上面所勾画的那样。尽管俄罗斯社会的裂变还刚刚开始，社会结构的线条尚不十分清晰，其对政治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也显现得不够充分，但这种作用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尤其是在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方面。

　　三 社会结构影响政治格局的具体途径

　　社会结构影响政治格局的具体途径或曰内在机制，换言之，社会结构的“能量”如何转化为政治格局的“能量”，这是本文所需探讨的重点。对此，可做如下归纳。

　　1．间接途径：从“阶层意识”到政治格局

　　这个途径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阶层意识的形成。代表特定人群的阶层意识融会为全民族意识的总体，从而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局面的“物质力量”。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在苏联时期并不存在或曰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政治意识的三大派别——“激进派”、“保守派”和“主流派”，基本上不代表不同的居民阶层，而只体现“苏维埃人”思想认识的不同倾向。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头一二年，当私有化尚未全面展开、阶级与阶层轮廓尚未明晰形成的时候，全民意识与阶层意识(初期阶层意识)处于混杂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与人们阶级地位关系不大的“全民意识”。只有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全民意识”才逐渐被阶层意识所分解，前者愈发空乏，后者愈发凸现，最终使受阶级地位支配的“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主宰了全社会并对国家政治生活起到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阶层意识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期可以1993年的首届国家杜马选举为例。不曾被人们看好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出人意料地成为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党，是此次选举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次选举中的一个最普遍的心理是，人们向该党投上一票，并不是因为全面拥护该党的政纲，而是受到一种逆反心理的支配：因为不支持叶利钦，才去支持日里诺夫斯基。这种心理是当时特殊社会政治背景的产物。人们对激进改革感到失望，又不愿回到旧制度中去，因而盲目地寻找“第三势力”的偶像。选民的盲目及自民党的意外获胜，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政治经济转轨刚刚开始，旧的社会结构刚刚陷于紊乱，新的社会结构轮廓尚十分朦胧，加之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惯性”，人们仍是以理性的政治思考参与国家政事，还较少带有阶层观念和个人利益观念。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割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意识开始“层化”，人们的政治态度渐渐决定于其经济地位，社会结构单一化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纯理性色彩大大淡化。

　　这种变化首先可以从俄罗斯学者的社会调查方法中看出来。90年代中期以前，俄罗斯学者在社会心理调查中多对居民采用按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分类方式。90年代中期以后则加入了“富人”、“穷人”、“有保障阶层”，甚至“中间阶级”、“工人阶级”的概念。一位学者讲到社会政治意识在不同年龄的人们中间的差异时所提出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当按照所有标准(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居住地)将一部分选民归入‘强力’集团而将另一部分人归入‘弱势’集团的时候，他们在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如果单按社会人口尺度使他们分属于‘强力’等级或‘弱势’等级的话，那么，这些集团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就变得很小。”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政治意识已主要取决于“教育程度”、“收入”、“居住地”这样一些与社会阶级地位有关的状况，而年龄差异已退居其次了。然而，我们看到，当社会居民未明显区分为不同阶层时，俄罗斯社会学家们在社会调查中所显示出的居民心理差异，则首先体现在年龄上。这正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常说的“代沟”。但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俄罗斯，这种思想观念上的“代沟”色彩显然已大不如体现经济地位的“阶层”色彩那样浓重了。

　　顺便想到，当我们深层思索叶利钦在1996年所提出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为何成为一纸空谈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社会结构变异的原因。到1996年，在几个阶段的私有化初步完成之后，不同的居民阶层和利益集团已出现较为清晰、稳定的划分。在利益明显多元化并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理念时，要树立一种“融合的”、“不带成见的”、“对整个国家普遍适用的”思想体系，显然是很难的。一位学者所说的“在当今的情势下那种足以将各种力量纳入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整合机制是不存在的”，[3]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普京时代，呼唤“法律”和“秩序”似乎已经能够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纳入普京所期望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了，甚至俄共也在党派意向调查中将“法律”和“秩序”的选择摆在了“社会主义”的前头，然而紧跟着，俄共领导人就宣布“当代俄罗斯的选择，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和发展抗议运动”[4]。看来，仅在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上，也未必能形成全民族的共识，更不要说“国家意识形态”还有诸多要点。

　　总之，“全民族的思想”已经明显分化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俄罗斯专家们向我们提供的大量的调查材料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俄罗斯专家对俄公众政治心理的调查向我们提供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线索。其一是，在若干政治取向命题上的态度的一致性。例如，对个人处境和经济状况估价偏低者则反对现行改革政策，接着是一连串的政治态度——反对现政府；支持反对党；参加抗议活动的意向明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上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上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等等。反之，对目前物质生活状况“满意程度”偏高者则表现出与如上相反的倾向。其二是，在重要的政治选择上，通常显示出某种人群的固定性。以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态度为例，最明显的情况是，“穷人”多选择前者，“富人”多选择后者。此外，就是这样一种人群的组合：年龄愈高、受教育程度愈低、生活地域愈偏远者愈较多地选择社会主义；年龄愈轻、受教育程度愈高、生活地域愈靠近大城市或中心地区者愈较多地选择资本主义。假如单以地区比较，则支持社会主义的依照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与村的次序而递增。这种显示在多种类型居民中的政治态度的差异，除了某种文化的要素之外，实际上仍是不同人群经济地位的一种折射。不用说，年纪轻者在市场竞争中机会较多，受教育程度高者机会亦较多，生活地域愈靠近中心区机会愈多，因而物质状况也会好一些。“阶层态度”即蕴含其中。

　　事实表明，支持俄罗斯现行改革政策和发展道路的最稳定人群是苏联解体后才产生的一个新阶级——“企业主”群体。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曾期望私有化带来某种政治契机即造成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虽然其期望的“资本家”数量不免过于乐观，但心理测试显示，在各种人群中，这个尚未成熟壮大的企业主群体的确是现行体制的最忠实拥护者。比如，在1997年的调查中，对“现行经济改革方针”持“基本赞成”态度的在企业主中占57％，这个数量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工人——10％；农民——9％；公职人员——18％；非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33％；企事业单位领导人——40％；大学生——27％；退休人员——11％)。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各阶层利益均受到损害，以上各阶层对现行经济改革方针的支持率均下降至10％以下，惟独企业主阶层的支持率保持在32％的水平。总之，虽然企业主阶层在现实发展中处境艰难且对政府政策有诸多不满，但始终是现行体制的稳定支持者。

　　俄罗斯有一个很广大的知识阶层。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处于一种复杂状况。苏联后期及俄罗斯激进改革初期，他们曾是改革的理性支持者。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发生分化后，他们当中“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坚定地支持改革，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大部分除比其他阶层仍保持一些理性色彩外，其政治态度一般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状况，而生活水平极度下降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俄罗斯抗议人群的主力军。一个重要事实是，1997年后，俄罗斯产业工人在历年罢工斗争后工资待遇都有所改善，相应地，收入状况仅比农民稍好的文教卫生部门的普通职工成了罢工运动的基干。

　　对于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笔者在此不一一详述。以上论述旨在说明，自从“阶层意识”产生并不断强化之后，这种以利益为基本动因的政治意念即逐渐“流入”政治渠道，从而潜在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毫无疑问，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党组合还是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无论是大众媒介和社会舆论倾向还是公众情绪的各种平和的与激进的表达，均有“阶层意识”渗透其中。

　　2．直接途径：从政党组合到政权结构

　　如果说“阶层意识”单从文化层面上给社会政治生活以积极影响的话，那么，阶层意识转化为“政党意识”之后，则采取一种实体形式(政党)对社会政权组织结构产生直接“干预”。社会各阶级(阶层)通过政党活动将其政治意识施加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活动是社会结构以阶级阶层意识为中介影响政治格局的起点。政党活动的高级形式则是转化为议会中的“党团”并参与国家最高立法和监督。研究这个“起点”即弄清政党组合中社会结构要素的作用，是搞清楚社会结构与政治格局互动关系的最重要环节。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在首届(1993年)及第二届(1995年)两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的政党、运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潮上的差异并按思潮倾向明显分为“左”中”“右”。尔后，虽然按思潮倾向仍可分为左中右，但左中右的政治价值取向已发生某种“中和”(例如，均将“法律与秩序”推向首位)，相应地，各政党后面所潜藏的属于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要素却逐渐分明地显露出来，换言之，各政党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倾向已有所表现。应当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以后社会结构随之出现实质性变化的结果。目前说俄罗斯的哪个政党属于哪个阶级似乎为时尚早，但大略指出某个政党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倾向，即指出“社会层化”在政党组合上的印迹，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1)具有“上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在西方的社会结构理论中，通常是“上层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并用。正好，在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新官僚”、“新权贵”也差不多是同等概念。这是因为，俄罗斯“新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旧官僚与新官僚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笔者在这里一律使用“上层阶级”的概念。

　　笔者所说的“具有上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党主要是“政权党”。在俄国学者看来，俄罗斯的政权党有三个，按产生时间的顺序说是“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祖国——全俄罗斯”和“团结”。始称“政权党”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是按照前总统叶利钦的意愿、以政府官员为主体并以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控制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为财政依托的党。在“家园”走向衰落的时候，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企图以“祖国——全俄罗斯”来恢复“政权党”的地位，该党成员除了国家政府官员外，还有另外一种成分，即“院外厂长集团”[5]。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代表厂长、经理利益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和“俄罗斯联合工业党”即以集团成员形式加入了卢日科夫的“祖国”党。“院外厂长集团”被认为是“经济官僚”，不同于激进改革条件下产生的私人企业主，因而由他们组成的党亦应看成“上层阶级”的党。此外，1998年危机后，挽救“政权党”颓势的任务基本上由“地区性官僚”承担起来，此间出现的“祖国”、“俄罗斯之声”以及“全俄罗斯”等组织均应称作“省州级官员党”，它们最终联合为“祖国——全俄罗斯”。普京原组建的“团结”联盟虽然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全民性主张，但其以叶利钦时代的总统班底为基础，成员也以“资产阶级化的官员集团”为主，因而也被称作“政权党”[6]。

　　除进行政党成员分析外，了解“上层阶级”政党的背景还可参照民众支持率指数。例如，从1998年12月份的一份社会调查看，卢日科夫的“祖国”在“富人”中拥有最高的支持率——30％。这比“亚博卢”、“荣誉与祖国”、“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联邦共产党”都高得多，后者在“富人”中的支持率分别只有21％、5％、4％和2％[7]。

　　(2)具有“中间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目前，在俄罗斯中间阶级尚比较弱小且其特征尚不够典型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具有较多中间阶级色彩的政党应视为“亚博卢”。从社会支持率说，与其他政党相比较，它在“小康”人群中的支持者最多。按照1998年12月份的一项调查，“小康”人群支持“亚博卢”的占18％，高于“祖国”(12％)，也高于俄联邦共产党(11％)、“荣誉与祖国”(6％)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4％) [8]。“亚博卢”在“富人”中的支持率仅次于“祖国”，为21％。应当认为，“富人”这个较为含混的概念中包含着一部分中间阶级的“上层”(即中间阶级中收入较高者)。

　　在一定程度上说，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出现的“右翼联盟”，亦应属于中间阶级的党。该党的主要特征是知识分子集中。按受教育程度说，“右翼联盟”与“亚博卢”很相像。但这两个组织有两点区别：“亚博卢”比“右翼联盟”有更多的中年人(35～45岁)，这些人曾在青年时期经历过上世纪80～90年代民主运动的高潮，而“右翼联盟”则拥有较多的年轻人；另外，比起“右翼联盟”，“亚博卢”中有更多的高收入者、首都居民和大城市居民[9]。

　　应当认为，俄罗斯的中间阶级不够强大，这个阶级也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党。同时，还有一些中间阶级成员分散在其他政党中。例如，“祖国”党中，除有广大的地方官员外，也有众多商人和企业家。因此又被称为“商人组织”。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又有不同分层。从逻辑上说，中小商人和中小企业家在这些党派中亦应占有一定比例。

　　(3)具有“下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下层阶级”中主要是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低收入层。“下层阶级”具有明显代表性的党是俄联邦共产党。在1996年的调查中，“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农民、工人和“脑力劳动者”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1．5％、33．7％和30％[10]。又据1998年调查，“俄共”在工人、农民及退休人员中的支持率分别为21％、18％和32％，而按收入阶层说，在“富人”中的支持率仅为2％，而在“穷人”和“赤贫”者中的支持率为±8％和27％，即是说，“俄共”在贫困层的支持率为45％。与“俄共”相比，“祖国”和“亚博卢”在贫困层(包括“穷人”和“赤贫”者)中的支持率则只有18％和15％[11]。

　　作为“下层阶级”的代言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称：“说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须强调，它的主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工人阶级”。他还说：“共产党，首先是‘劳动人民进行社会进攻的党”[12]。如是看，俄罗斯目前各政党中最具阶级代表性的是俄联邦共产党。

　　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历来被称作“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这是就其政纲而言。然而就其成员说，应当认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在各阶层中均有代表者，有的时候甚至“分布均匀”。其二是，相对来说，它在下层阶级和中间阶级的支持率要高于“上层阶级”的支持率。从1995年和1996年两年的社会调查看，日里诺夫斯基在工人和农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28.9％和52.7％。同时他在应划入中间阶级的“白领阶级”和“小企业主”中也有较高的支持率，1995年分别为11.2％和38.7％，1996年分别为21.7％和28.6％[13]。与俄共相比，它在工人、农民中的支持率稍低，而在“中间阶级”中的支持率稍高。然而应当看到，俄罗斯的“白领阶级”和“小企业主”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是收入不高的阶层。因此，就阶级成员说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具有“平民”倾向。最近几年来，自由民主党则明显增加了一些青年成员，这些青年的特点是：生活于小居民点：中等教育程度；收入偏低；在市场竞争中无优势地位[14]。就最近情况看，自由民主党似乎更接近“下层阶级”。总的讲，自由民主党是阶级背景不太明显的党。缺乏固定的人群作支撑，正是自由民主党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时期逐渐萎缩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讲的是各政党的阶级背景和倾向。当然，不同的人群亦可集合在同一政治口号之下，这是政党组成的另一重要因素，于此不详述。

　　四 几点思考

　　其一，绵延十年的激烈的党派斗争及上层权力机构斗争正是社会结构内部冲突性的表现。1993年年末“左派”与“右派”的决定性较量之后俄共与激进改革势力能够长期分庭抗礼，几成均势，除意识形态延续性的要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居民分层和分布的畸形状态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内部冲突性和动荡性。由不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后果带来的大面积贫困是造成强大反对党(主要是俄共)的社会背景条件。居高不下的贫困阶层数量和比例是反对党获得强大社会支撑的社会结构原因。上层权力斗争的扑朔迷离正是根源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均势状态。

　　其二，强大的“政权党”现象是俄罗斯社会结构传统延续性的表现。在俄罗斯更新了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商人和企业主阶层是新的结构要素。被称为“精英”的“上层阶级”中，其主体部分由苏联时期的旧官僚转化而来，因而与其说目前的“上层阶级”是新的结构要素，还不如说是旧结构要素的变体。这样就造成政治格局中“政权党”过于强大的现象。事实是，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后两届均是“政权党”取胜。当然无可否认，近期的俄罗斯“政权党”的第二次“称雄”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中健康要素滋长的反映。

　　其三，仅从社会结构与政治格局互动关系的角度预测，今后俄罗斯将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应是代表中间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政党。代表下层阶级利益的政党有可能逐渐失去其强大阵容。即使“政权党”在一个相当时期仍起重要作用，它亦应向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政治意识靠拢。鉴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完全真正形成，应认为其政党政治成熟发展阶段尚未到来，较大的政党分化组合仍将继续。

　　其四，俄罗斯真正的政局稳定有赖于新社会结构的真正合理化和健康化，而这一切均与俄罗斯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只有俄罗斯经济真正走向复苏与振兴，并在全球经济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它的中间阶级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下层阶级才能摆脱贫困，上层阶级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垄断才能被打破。

　　最后想说的是，本文的意图之一是想寻找一把理解俄罗斯政治现象的社会学“钥匙”。曾记得，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盖达尔的似乎早已销声匿迹的右翼势力出人意料地获得了8.6％的选票，这令俄罗斯研究者们惊诧不已。这个意外现象其实说明：政党现象已不能完全用“思潮”来说明。盖达尔的思潮消退，而其社会基础却在长达十年的改革中悄然建立，尽管这个基础并不十分广大。阶层分化与社会结构变更的概念在这里已开始说明问题。因此，笔者企望这种分析能为今后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研究和预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