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问题，在国内外的社会学界中都被视为中心问题。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发展的基质，是决定社会生活诸因素的核心。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具体的研究时，揭示这一结构的各个组成成份和各个社会群体的等级排列（首先是财产、权力、社会声望和地位的分属状况），具有特殊意义。

众所周知，俄罗斯发生的和平变革实际上已经恢复了当初被十月革命消灭了的资本主义旧关系，并且导致了私有制和国有制（即过去习惯称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其结果，这些变化不只影响到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且影响到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职能结构。

　　新形成的社会结构的明显特点表现在政治方面。过去，社会结构的政治实质乃是为了政权利益而由社会学弄虚作假的对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颇有成效地用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神话掩盖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变革后的时期，社会结构则似乎是无意识地被对“中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而政治化了，这就阻碍了人们认清俄罗斯社会中阶级两极分化的现实，也掩盖了劳动与资本间矛盾的激化。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调节焦距”，就制造出一些明显的怪论。过去，按照“阶级”的科学概念判定，俄罗斯已经不存在阶级了，大家都“友好地”共同处在历史唯物主义型号的国内伪社会学关注的中心。而现在，当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业已实际出现了的时候，国内的社会学却又排除了阶级的存在。过去，斯大林的东方式专制曾先后对社会学进行过钳制，而现在则流行对西方式一切的崇拜——国外通行的社会学标准都自动地移植到俄罗斯的实际中来。俄罗斯的社会学“心理素质”实在是够稳定的，变来变去的只是偶像而已！

　　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呢？在新的环境中，各个社会群体的昔日地位正在发生变化。进入上流和亚上流阶层的，除了传统的管理者群体，还包括巨富的私有者——新的资本家。（按照另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个“顶尖”阶层所占的比例不足5%）正在形成的中间阶层，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群体中物质生活相对有保障的“小康”人士，主要是企业家、经理和部分有专长的专家所组成。主要的、基础性的社会阶层在俄罗斯占多数，约为60－65％。这一阶层包括了居民中拥有有限财产和社会政治影响的所有社会职业群体，从广泛的知识界（教师、医务人员、技术员、工程师等等）到众多种类的体力劳动者。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是达12%的居民，他们主要从事非专业性的劳动，收入最为菲薄；处在最底层的，则是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的群体（占7%一9%）。

　　描绘社会各阶层的这个“断面”，并不排斥经典社会学按照阶级、社会职业和社会职能对人群进行划分的固有体系，只是对传统和社会结构给予补充解释，强调以往对社会人群的各种划分界限随着权力分配状况的变动而更加细化。

　　需要说明的是，阶级结构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差别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财产所有人管理人和雇主（直接或间接的雇主）与受雇的劳动力（体力或脑力劳动、专业或非专业劳动）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职能结构与阶级结构不同，不是按照社会经济状况，而是按照管理职能的地位即掌权或从属、执行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的群体。资本家阶级通常都是既拥有财产又具有掌权职能（当然这种结合并非必要）。经理们的管理职能就不兼具财产所有者的职能，仅是为真正的所有者群体的利益而工作。

　　对于苏联解体后社会新的构成进行分析，便可发现由于典型的阶级结构复活而产生的那些关系。这种阶级结构是由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分属、有时与声望分属相对应。

　　当然，在现代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和资本的性质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与工人的传统形式劳动并存的是日益普遍的复杂、复合、高技能、多为创造性的劳动，它要求工人有知识、有主动精神、有智力。这就对雇佣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影响。而处在世界性竞争中的资本，则必须适应这种现实，并分享由这种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分享资本所有人的所得。这种实质上是智力型的劳动，越是富于创造性、越是普遍应用，劳动者在市场中的地位便越有利，同时也相应地受到资本无节制运行所可能产生的局限。现代社会里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无条件的私人所有制，而是处在财产的共同持有者监督之下。这种受到制约的、实质上是可分割的财产所有权，便可能成为使劳动与资本合理结合形成所谓中产阶级的基础。对于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说来，这在理论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在俄罗斯的目前形势下，谈论劳动与资本的实际结合还为时尚早。国内的一些社会学者对现实情况估计不足，便确定俄罗斯已经出现了发育成熟的“中产阶级”，这是在美化现实。

　　“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的趋势，并不能抹掉俄罗斯社会在国家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受到重视的传统阶级结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将越来越明显，同时权力与劳动的社会职能分化也将越来越深刻。至于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是否会导致为重新分配剩余产品而发生冲突（起初并非是有意识的），那将由时间来验证。

　　对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肯定，也就是对不劳而获的肯定，促成了国内许多经济部门的破坏，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居民们分成相互对立、实际上是对抗的阶级——雇主和被雇佣者、有产者和贫穷者。

　　1997年，私人经济部门中就已经聚集了全国一半的工人和专家；2000年，在国有经济部门中工作的有2440万人，而在私人经济部门中工作的则有2790万人。

　　这是一起极为特殊的社会“革命”。一般说来，革命总是追求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成为“主宰一切的人”。而如今，出任官职的都是从曾经主宰过几乎一切的人中产生的，他们从前曾占据党的、经济部门的或者社会的指挥高位，如今爬升得更高了，而且主要是还有质的提升——成为拥有财产的资本家，从而能够巩固其社会主宰地位，并能够保障自身以及“五服以内”的所有亲属、后代们骤然暴富所拥有的财产，包括生产资料。

　　新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把某些从国外获得收人的以生产原料为主的部门（首先是石油生产部门）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大多数的处境都很凄惨。国家拨款状况不佳，工资停发或延后发放，而通货却不断膨胀。在私人经济部门中，报酬虽有时低于“改革”前的数额，但要比国有部门高得多，而且准时发放。

　　在俄罗斯，就整体而言，“高层”群体与“低层”群体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贫穷圈”从80年代末的18％，扩大到现在的40％一50％。在文化。教育、科学诸领域工作的人们，只能依靠国家保障其生活，但所得工资相当低，困苦不堪。许多工业部门由于不谙市场关系而陷入困境。经济生活中生产部门不再占优势，消费部门居于强势，这对居民的社会职业结构（从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居民在私人开办的商业、服务业中从业的人数剧增，而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工业、部分交通运输业，井且垄断了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些领域中，劳动报酬微薄的状况最为普遍。绝大多数居民的收人比以前大为减少；只有新冒尖的企业主不可思议地增加了收人。居民中的多种群体拥有财产状况的差距成倍地拉大了。

　　根据大量信息资料所作的统计，虽然难于弄清国内富翁们的真实情况，但是仍可描绘出居民中广泛阶层与不太大的企业主群体间收入严重两极分化的情形。单从私人企业主的增加数来看，并非很显著。例如在莫斯科，1992年仅占2％，至2000年才增加为5％；在萨拉托夫市，同期从1％增加为3％；而在萨拉托夫州的农村，私人企业主才刚刚冒尖，仅占1％。但是，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把居民收人的几个主要份额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据官方统计，1999年他们获得的收人所占的比重，已经差个多相当于全国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转移支付的规模。此种情势下，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获得体面的工资。

　　除了领导干部和企业主，居民中大多数群体都对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极不满意，这与其说是由于人们的贫穷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与他们社会期望的彻底破灭相关。大多数人对于经济改革造成的社会后果深感失望，这尤其鲜明地反映在人们重新推崇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否定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上面。这一点是由我们的调研工作所判定的。

　　90年代初，莫斯科和萨拉托夫市及萨拉托夫州农村的问卷调查结果是：对于在工业中发展私人所有制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分别是54%、45％和20％，而2000年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分别下降到32％、36％和11％。尤其是年长（5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国家所有制情有独钟，在城市中他们很少有人接受工业中的私人所有制，在农村中他们则几乎完全拒绝农业生产中的私人所有制。相反，领导干部和企业主多半倾向于肯定私人所有制，这一立场已反映在国家杜马的有关决议中。这样，就完全凸显出了绝大多数居民对于有钱人的政权为自身利益而推进的社会经济变革所持的阶级对立态度（尽管暂时还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在认可服务业领域中的私人所有制方面，各个阶级和城乡居民中的所有群体都大体上趋于一致。

　　在总体评估私人所有制发展前景方面，人们明显地意识到，对于经济诸领域中的私人所有制，不可推行一刀切的决策，必须对其经营规模、收人和雇佣劳动力的权利等进行灵活的调控。

　　居民（领导干部和企业主这两个不大但强有力的群体除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评估，从改革开始时起，立场年年有变化，但不是向好的方向变，而是向不好的方向变。

　　1999—200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安排就业比过去难一些，比“改革”前人们不知道失业二字的时代更难。在私营部门求职的门槛特别高，因为工资比国有部门高出许多。

　　人们在工作中日渐处于无权状态，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在单位里（国有部门尤其）已经不能对重要问题的决定施加影响。企业主对于劳动集体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自行定夺（在萨拉托夫和莫斯科约为70％一80％），只有个别情况例外。调研结果表明，特别是处于生产第一线的人们对于业已定型的生产关系日渐不满，持批判态度，这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已经把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小群体的社会利益区分得极为明显。